1998年2月13日晚，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中，突然出现这样一个场景：著名记者、主持人水均益，手持带有CCTV台标的话筒，身后是充满阿拉伯异国风情的背景：“各位观众，中央电视台赴伊拉克特别报道小组，在约旦首都安曼向您报道……”中国观众为之精神一振。在伊拉克武器核查危机波谲云诡，一场新的海湾战争一触即发的紧急情势下，一个中央电视台特别报道小组，正在日夜兼程赶赴伊拉克，准备对这场举世嘱目的危机以及可能爆发的战争进行现场电视报道。
这是一个由八人组成的精明强干的队伍。小组的成员是侯明古、水均益、冀惠彦、胡阳、康锐、赵雪松、智卫、贾培宏，他们怀揣“救命卡”，身穿防弹衣，携带着600公斤重的一流设备，出现在战云笼罩的巴格达。
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4月出版了史之编的《CCTV现场直播巴格达》一书，赴伊的中央电视台特别报道小组的成员们分别讲述了他们记者生涯中难忘的巴格达采访。我们从中摘录片断，以飨读者。
胡阳：伊拉克人恨美国人吗？怕美国
人吗？
抵达巴格达后，我们连夜分工，商定第二天一早分头行动，水均益去西边采访，我去东边。他去采访医院、菜场，我采访一家电话中心、新闻中心，还有军训、民兵训练的场景，分头动作之后再组合。
我采访的那个军训场地在巴格达北郊。当地人在下午两三点下班之后集中起来，无论官员平民，无论男女老幼，都得找一个地方参加民兵训练，由正规部队的教官指导，内容无非是稍息、立正、正步走那些东西。我采访的这块场地上摆了两门炮，还架着机枪，每个人手里都有步枪，真家伙。据我了解，全伊拉克有100万人参加这种军事训练。
我们采访了两个人，其中一个老人左手拿着半自动步枪，右手拎着手榴弹。他说，美国人来一个打一个，来一群炸他一群。老人情绪特别激动，他说我是自愿来的，我要保卫我的国家，我把两个儿子都送到前线去了，我已经67岁了，但是我要保卫国家打击敌人。很明显，他心里有一股情绪。我问，如果美国人改变对你们的政策，取消制裁，你会怎么看美国人？他说如果这样的话，我们也会改变对美国人的看法，我们也是热爱和平的，我们也不会恨美国人。
陪同我们的司机懂英语，而且说得不错。我问，你跟我说心里话，你恨美国人吗？你怕不怕美国人？他说，从心里来说，美国的武器非常先进，我们没有办法相比。可我们已经被逼到这个份儿上了。他说我的小孩刚出生的时候，要奶粉没有奶粉，要吃的没有吃的。可在过去，第纳尔能换很多美元。冰箱、彩电，我们的一般家庭十几年前全有了。现在没有办法，把这些东西全搬出来低价卖掉，这是制裁给我们造成的损失，我们没有办法。
我在街头还采访过一个英语教师，她说她教初中二年级，班上有很多优秀的学生。由于家里穷，大人没有工作，孩子不得不中途辍学出去打工挣钱。我们在街上经常可以看到擦皮鞋的，全是小孩。买香烟，一根一根卖，一根一百第纳尔，这烟对他们来说是奢侈品。这位老师为了养家糊口，不得不找第二份职业。
康锐：女大学生参加军训，高跟鞋堆在地上。
在巴格达大学采访时，我们看到操场上有很多学生在军训，一边是男生，一边是女生，我们拍女生时，我注意到旁边的铁丝网上挂满了女生们的坤包、衣服、笔记本什么的，地上堆着她们换下来的高跟鞋。有几个军官在指挥；我们拍完了往回走，没走几步，看见那些男生向我们招手，军官过来对我们说，还是去拍拍男生吧，现在已过了军训时间了，他们在等你们。其实我们拍的军训镜头很多，于是请他们唱支歌，喊几声口号。临走，我们想拍一下曾被炸的发电厂，当我们架好机器后，学生们又围上来。我感觉阿拉伯人对我们的采访很配合。
康锐：我们深入了巴格达的老城区。
我们深入巴格达的老城区，那里房子都不太整齐，里面的卫生条件也不那么好，人们的穿着比较差。
巴格达市场上只有当地的食品，从约旦换来的食品这里没有，可以看到一奶制品、鸡蛋和蔬菜，巧克力什么的基本上见不到，偶尔可以看见瓶装的百事可乐，1500第纳尔一听。伊拉克公务员一个月收入3000第纳尔，100第纳尔可以买一个鸡蛋。不管怎么说，米面粮食类国家供应还不算有保证，但是营养品和高档的消费品价钱就成倍的往上翻。在我们国内卖三十五六块钱的金莎巧克力，在那边卖15个美元，大概合2万多第纳尔一块。
由于制裁的结果，伊拉克货币第纳尔的比价非常奇怪。第纳尔与美元的比价，官方比价仍然是1个第纳尔等于3个美元，但实际上第纳尔贬值得一塌糊涂，一个美元值大约1500第纳尔。我们有了经验，去饭馆吃饭，都要拎好几大塑料袋第纳尔，付帐时钱根本数不过来，就把第纳尔一摞一摞放在桌上，用手使劲一压，估摸着“高度”差不多，就算付了帐。伊拉克人点钱简直是飞快，就像点钞机一样，看得人目瞪口呆。
康锐：老百姓希望赚点钱贴补家用。
在伊拉克，民用车可以随便拦，老百姓只要有机会都愿意搭载你，赚点钱贴补家用。我们坐过一个老百姓的车，那个人懂一点英语（大部分伊拉克人不会说英语），水均益采访时他做翻译，帮了很大的忙。采访完毕，他送我们回饭店，我们问：“你要多少钱？”他说你们看着给，水均益说你得告诉我们个数，他说那就一万块吧。我一算合7个美元，50多块钱人民币。在北京打辆面的，开一个半小时也得上百吧，况且他还给我们做翻译。我和水均益都没有还价，拿出40张250块面额的第纳尔给他。他一下子脸涨得通红，手足无措，一个劲地道歉说：“对不起，我不能要这么多。”我明白了，原来他跟我们说了一个天价，也许最后能得到1／4就满足了。他没想到我们会如数给他，一点没犹豫，所以他觉得很不好意思。最后还是水均益给他做工作，说你陪了我们一早晨，做这个做那个，你付出劳动，应该得到报偿。安慰了半天，他千恩万谢把钱收起来。看来他平时挣的钱很少，日子过得肯定非常艰苦。
冀惠彦：大学教授不得不开着雪弗莱跑出租。
我们也碰到一个好司机。他原来是大学教授，现在为生活所迫，不得不开着原来买的雪弗莱车跑出租。这种车在中国起码卖五六十万元。在经济景气的时候，他相当富裕。我们一路聊天，他表达出对萨达姆政权不满的情绪，我们没有深问，在巴格达表达这种情绪的人很少。到了宾馆，我们付给他1000第纳尔车费，相当于0．6美元，人民币5块钱。他拉着我们不让走，我开始以为他嫌少，于是告诉胡阳再给点。没想到他从1000第纳尔里找了600给我们，他说这段路程只需要400。400第纳尔合人民币两块钱。生活太差了，大多数人能多挣一点就多挣一点，这个教授就不多要。他对时局和形势看得很清楚，他也很有骨气。在伊拉克，很多政府官员、普通老百姓，都希望你送给他吃的东西，送一点吃的东西就可以解决很多问题。凭介绍信办不成的事，只要送上吃的东西就可以办成，即使穿着很体面的政府官员，他也会直接索要食品。
另外，在巴格达街头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绝大多数高级的车，奔驰也好，尼桑、蓝鸟也好，挡风玻璃基本上全有窟窿，要么干脆就没玻璃。有的是属正常损耗，有的是被弹弓打碎的。他们换不起新玻璃，85美元一块新玻璃。当地也没有玻璃可换，玻璃也是禁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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